文/启功（时年90岁）实盘配资线上开户

本文节选自先生2002年写的《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》

北师大陈垣像

（编者按：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，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，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，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。既是“国宝”，当走出北师大，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。陈垣图书馆（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）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，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，以方便学术研究，推动教育进步。）

校内教师九十岁的人，只有三位了，互相回忆自己曾经承教的先师，几乎俱已仙去，即数起同辈的朋友，亦已寥若晨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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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陈垣校长与英华先生

陈垣先生是我的世交长辈，由我家的一位老世交傅增湘先生介绍见到陈先生。先生当面教导我如何教学生，说“言教不如身教”，语重心长，使我平生难忘，改我文稿，教导我的思想，怎样除旧布新。这样直到一九七一年陈师逝世。他的一举一动，都是我们的表率。

启功向陈垣先生请教

我是从辅仁大学长起来的，解放后辅大与师大调整为新师大，在启功从个人记忆中追述，就不能不从辅大谈起。

有一位我们满洲同民族的老前辈英华先生，满姓赫舍里氏，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，学识渊博，曾主办《大公报》，又办“温泉中学”。西方学者利马窦在明代来中国，汤若望在明末清初来中国，清康熙时，南怀仁又帮助康熙学外语和西方文化知识，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始终没有广泛的影响。

英老先生因此具书给罗马教宗，请求派专门人才来中国创办学校。最初由英老先生集合同仁办了一个学术团体叫“辅仁社”，后来罗马派来一个天主教的分会办起辅仁大学。陈垣先生家世是基督教信徒（路德派），陈先生又好钻研历史文化，又好探讨各宗教的传承历史。

陈垣先生1912年10月参选众议院议员时留影（广州）

他在做国会议员和教育部次长时，曾以自己搜罗的元代“也里可温”（天主教）的历史记载向英老先生求教，英老先生即高兴地把自己研讨的材料补充给陈先生。于是这两位学者就结成师友关系。

及辅仁大学建校时，英老先生即延请陈垣先生任校长。当时天主教同道曾不赞成延请教派不同的人任校长，英老先生深信陈垣先生的人品学问，不是拘泥教派成见的人，力排众议，聘请陈先生任校长。

从此辅大即成了学术的大学，并不仅是教派的大学。英华老先生字敛之，号“万松野人”，平生未入仕途，有著述数种，善书法，今西山温泉中学旧址门外南面山上刻有“水流云在”四个大字，即是英老先生所书的。

英华题“励耘书屋”

二、陈校长为教育事业的学术研究

陈垣先生任辅仁大学校长以来，曾延许多位学者在辅大任教，使得后起的辅大顿时与避寇四川的西南联大南北齐名，中间经过沦陷时期，日寇从辅大校中捉去已知的抗日的人士外，竟未敢干涉校政。其中艰苦，可以不言而喻了。日寇投降后又与北京复校的燕京大学并驾齐驱。

直到解放后，院系调整，辅大与师大合并，又成国立的新师大，陈垣校长的蝉联伟绩，是今天应该首先大书特书的。

陈垣校长生于广东新会的书香门第，在封建的科举时代，当然以应举为正途。先生的读书方法是相当别致的。他少年时在读了基本古经书、《孝经》《论语》等必读的古籍之外，自然以八股文为必读的。

陈先生说，曾把当时流行的种种墨卷拿来阅读，见哪篇有所会心，用圈点标出，放在一边，再取一篇去读，如此积累，把装订拆开，再把选出的合订熟读，经过县试、府试，以至学政的院试，获得廪、膳的资格。可惜我当时年幼，不懂得科举详情，今天已无从请益了。

陈先生又发现清朝谕旨中有许多前后矛盾，就通读《硃批谕旨》和《上谕内阁》，摘其矛盾记成《柱下备忘录》，一部分刊于“北大研究所国学门”的刊物，后来即用此法通读《廿四史》，记其种种编辑经过和存在的问题，写出提纲，为学生讲授，后来在前北京师范大学讲授，学生即在若干年后再加发挥，便成了学生自己的著作。

又把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比较阅读，教前师大的学生作《陈范异同》（用《班马异同》的前例），这位学生写成论文，还刊成专册。陈先生又曾在前燕京大学研究所中教学生如何编辑古书的索引，自己领着学生去查、去编。

当时还没有这类工具书，这比后来出版的《丛书子目索引》三厚册简略些，但先生这部与学生合编的未刊索引，一直在身边架上备用。为查历史的年月，得知日本御府图书寮编了一种《三正综览》，曾用二百银元托友人在日本抄出副本，自己又逐月逐年编排演算，这种核算的稿子即成了《中西回史日历》。

编到了清朝的历史朔闰，先生就到故宫文献馆中查校保存的清朝每年的“皇历”（乾隆以来改题为“时宪书”，以避乾隆的讳字）。

再后日本印出《三正综览》，我买到一本，发现不但编排远远不及陈先生所编的醒目，又见清朝每月的大小尽和多处有所不同，就拿去请教。先生说：“清朝的部分是我在文献馆中校对了清朝的每年的＇皇历＇，自以我的为确。”文人们常说：“某人博览群书”，说明这位学者读书的广度，却忘了仅有广度，若无细度、深度，那就是一维的读法，还却缺了二维的。

1924年9月陈垣（前排左二）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全体同仁合影

陈先生研究古代宗教，最先出版的，也是最先着手研究的。后来又接着考证了“开封一赐乐业教”（即以色列教）、“摩尼教”、先曾拟合编为“古教四考”，后觉文章撰写的时间不同，文章风格也就有异，便搁置起来。先生又曾对基督教的《圣经》作过译本的考证（原稿未曾发表）。又搜集道家的碑刻成为《道家金石志》（是先生次孙智超同志经手出版的）。有读者曾提出“道家”应称“道教”，其实这个问题先生早已考虑过，以为汉末“五斗米道”增益了“五千言”的哲理，北“火祆教”，

魏寇谦之创立的像设、仪轨全袭佛教，又与“五千言”的哲理不同，与后世道士度亡所诵的“皇经”相距更远。所以宁称“道家”不称“道教”。在古宗教中，以佛教创始最古，静修的哲理最深，经、律、论三藏的典籍最繁，历代名僧又多通儒学，文笔宏通，阐述宗风之余还多兼通“外典”，所以研究佛家著述，可以兼获许多资料，先生家佛藏有四部之多，先生曾戏言：“玄奘被称为三藏，我今已有四藏了。”

先生著有《佛教史籍概论》，薄薄一册，却来源于四大藏经。我的一位好友王靖宪同志，读了《佛教史籍概论》，后见我们一位同门所著史籍论著，对我说：“那位论著的作者文章和考证的方法怎那么像《佛教史籍概论》呀？”我说：“那位作者正是陈老师的高足啊！”

陈先生研究《元史》，写了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。解放后，先生的著作多已重版，只有这一部书久被迟疑搁置，由于怕有“大汉族主义”的论点。我们又重新细读，不但毫无所疑之点，却有“民族融合”的许多证据，把意见反映上去，才见重版出书。

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书影

先生又因只见沈家本的寄簃刻本《元典章》，后得知故宫藏有元代所刻的古本，即带了许多位学生天天到故宫去校对，成了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一书，这不但使读者彻底了解了《元典章》一书，先生在书后还总结出“校勘四例”，综合清代学者关于校勘的论点，还结合实际校勘工作的范例，最为有益于后学。

后来台北影印出原刻《元典章》全书，有人即说“陈先生的校勘并非独得之密”，这正如看见电脑后，即说驿站跑马、电报传信是极端落后，不知是耻笑前贤，还是耻笑自己！陈先生研究《旧五代史》，但《旧五代史》早已佚失，《册府元龟》又不专是五代的事迹资料，要用《册府元龟》中的材料，就必须理出它每条的内容都是讲的什么。

先生认为至少要（一）按其年代；（二）人名；（三）事迹，各分一类，列为索引。然后按五代的历史中这三项内容加以排列，虽然未必全是《旧五代史》的原文，至少也是五个朝代的有关资料。先生还因避讳皇帝的名字和避讳父母的名字（家讳）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现象，不论是手写的文字、刊刻的金石和书籍的版本，都可因避讳字的代替字、缺笔字，而知其写、刻的时代。这也是读书人，尤其读史书的人必须知道的一项常识，所以作了这部《史讳举例》。

还有许多零碎的问题，写成单篇的论文，现已不能一一罗列。总之，陈老师平生读书、工作，无一不是为了教育，为研究一个问题读书万卷，所得的结论，往往只是一两卷的篇幅。为研究《元朝秘史》和校勘《元典章》，自己向专家去学蒙文、蒙语，从来没为某件无关大体的问题去废笔墨。

陈先生为学生写好文章、教好书，自己每年教一班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课，认为不管研究什么，最后都要用文章表达，一句能说的就不要多句去说。讲课要语言清楚，板书要字迹清楚，古籍中的常识要知道，世俗中的常识也要知道。一篇文章如同一锅糖水，必须熬成结晶，才既可食用，也可收存。

听了这番话，才能知道研究多卷古书，写出一卷结论文章的道理。

三、陈校长与辅仁大学

英华老先生甘冒天主教同道的反对，而请“新教派”的陈垣先生来任辅仁大学的校长，很清楚，他是想把新成立的大学办成一个有学术新风的大学，而不是要办成一仅是传教的大学。这是他在“辅仁社”学会性质的团体时，对社中学者都有所考查。

辅仁旧址

陈先生接任校长以来，聘请的教师首先没有哪个党派、哪个大学出身、哪个宗教信仰的区别。物理、化学多请西方专家之外，生物学仍请中国专家为主任教授。所请的文学院长是沈兼士先生，国文系主任是尹石公先生，教授有刘复先生等，都是著名的学者。后来尹石公先生回南方去，由杨树达先生介绍余嘉锡先生来继任。历史系请张星烺先生为主任。

陈校长自己也讲些专门问题的课程，是包括文史两系的学生都可听讲的。有比较特别的一门课，即一年级的国文，又称“普通国文”“大一国文”，今称“写作实习”。

1945年6月陈垣与辅仁大学选修《史源学实习》课同学合影

陈校长自己教史学系一班，当然班次太少，就又招了一些年青的力量。表面看似是校长自己减些负担，实际上是自己招了许多新学生，随时加以辅导，怎么备课，怎么讲授，怎样为人，以至怎么写黑板。更有一项重要的教导，我（启功）即在这一班中。

这一“班”的情况，下文再行详述。

这里先从校长聘请的老辈学者说起：沈兼士先生是章炳麟（太炎）先生的弟子，精通文字声韵之学，宋代人提出了“右文说”，沈先生更加发挥，在为蔡元培先生祝寿的《论文集》中第一篇登载着这篇著作，名声极大，又讲“声训”，是一门语言学中的新见解。

虽然清代学者王念孙诸家也曾重视声与义的重要关系，但还有未全透彻处。沈先生这一理论，可以成为世界语言学中占一席的中国著作。

沈先生还有一项较大的科研工程，是《广韵声系》，由沈先生带着几位学生研究编排，后来抗日战争起来，先生离开北京，即由门生葛信益按原来规定的原则继续编排，日寇投降之后，才得出版，可惜先生已去世，不及亲见了。

前排右二沈兼士

余嘉锡先生字季豫，是一位博览群书、扎扎实实的学者，清末做过七品小京官。辛亥后，在赵尔巽家教家馆，也在北京大学兼课。由杨树达先生介绍给陈垣校长，被请到辅仁大学接尹石公先生的主任职务。余先生的先人即是一位老学者，教先生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等“必读”诸书外，要细阅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读其“提要”，可以知道学术的古今流别。

余先生在熟读目录之学后，有两方面的巨大收获：一是了解了自汉代刘向、刘歆以下各代目录的编订优缺点，古书的存佚情况，后来著为《目录学发微》，近代研究目录之学的人没有不参考这部著作的，引用多了，未免即有抄录之嫌。余老先生未免感慨，说这部书被一些读者“屡抄不一抄”，也足见其影响之大。二是发现《四库提要》中的错误，随阅读，随批注，后来合成《四库提要辨证》，这仅辨证了《提要》中的一部分。

老先生临终前，我到北京大学去探视，先生还从抽屉内取出续作的《辨证》底稿，字迹虽然不太端严了，但依然甚少涂改，行款甚直，不久就得见讣告了。

右五老者为余嘉锡、右四启功

先前边说到陈校长自己教一班大一国文课，还用许多青年的后辈，我们回忆才理解校长并非为自己减少些力量，而是为培养一班青年人随时随地加以教导，我自己就听过陈老师剀切地多次教导，写过一篇《夫子循循然善诱人》的纪念文章，也曾多次听朋友转述先师的遗训，这里无法多述了。

此时同到辅大的年青教师中，计有余逊、柴德赓、牟润孙、许诗英、张鸿翔、刘厚滋、吴丰培、启功、周祖谟。后来抗战起来，中间许多位分散了，只剩下余、柴、启、周四人，有人谐称校长身边有“四翰林”，即指这四人。如今只剩下启功一人“马齿加长”了。

陈老师在讲一课“史源学实习”时，把《日知录》和《廿二史札记》令学生逐条与书中所引古书校对，得知所引的有无差误。或者遇到什么问题，作者论断的是非，都由学生自写一篇“习作”，老师也写出一篇“程文”，然后把师生所写都装在墙上所挂的玻璃框中，以供全校师生阅读。同时也令大一国文班的教师选出学生的优秀篇章，连同这班教师的批语一齐展出，这是一种“大检阅”，我们都战战兢兢地注意批改。

四、新师范大学

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，辅大中文系也随之改组，余嘉锡主任退居，系主任由萧璋先生担任，其他教师未变。

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，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为新师范大学，陈垣先生仍任校长。

一九七一年夏天，我被调到中华书局标点《二十四史》，我和其他四位共同标点《清史稿》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祖国复苏，在一段整顿、建设之后，到现在的万紫千红时代，又自恨笔短事丰，写不胜写。敢望贤达赐予指教、补充和纠正！

二0O二年

附一：启功撰《陈垣校长遗像传赞》

启功手稿

北师大启功像

清季生员，志存革命。

学法学医、教育为重。

面向标杆，史学居前。

亿万青年，品学当先。

夙兴夜寐，苦其心志。

身处洪流，不颠不踬。

世纪新天，师大百年。

励耘教泽，永世绵延。

北师大摄影 梅明

发布于：北京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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